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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試

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區別

2015-02-12 14:56  來源:糾錯 | 打印 | 收藏 | | |

  內容摘要: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在刑法上是兩個不同的罪名,在案件定性上公安、檢察、法院常常出現意見分歧。主要是這兩類案件在客觀上具有某些相似之處,尤其是傷害致死與故意殺人在司法實踐中極易混淆。同時,如何對群毆事件中的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進行認定在理論與實踐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關系到對案件正確地定性量刑。

  關鍵詞: 故意殺人  故意傷害   群毆

  Abstract: Intentional homicide crime and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 is two different imputations in the criminal law,bu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secutorial office and court ofen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character of one case .It is mainly because objectively these two kind of cases have similar  properties and especially intentional homicide crime and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 are extremely easy to be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the determination of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 and intentional homicide crime a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relates to correctly determine nature and  estimate punishment.

  Key word: intentional homicide crime   intentional injury crime   group fisticuffs

  正文:

  一、對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進行區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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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行法定原則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我國刑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是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其基本含義是指:犯多大的罪,便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輕重相當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1]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是刑法中兩個不同的罪名,行為人實施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行為時,由于這兩種行為在客觀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對這兩個罪的定性錯誤。對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進行區分,是為了滿足罪刑法定及罪責刑相適應這兩個刑法基本原則的要求,從實體法上對危害行為做出正確的懲罰。只有正確界定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之間的界限,才能使刑法正確得到適用,按照刑法的規定來制裁危害行為。故意殺人即遂與故意傷害致死雖然在客觀上都出現了相同的結果,但不能就因此混淆了二罪的區別。因為罪名的不同會影響到量刑,正確區分此罪與彼罪,是罪責刑原則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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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是司法實踐活動中極易常見的兩種案件,并且這兩種案件占了相當大多數,其案件數量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從概念上講,二者的界限是比較明確的,但司法實踐認定中并不那么簡單。這主要表現在下述三種情況:一是故意傷害致死與故意殺人即遂的區別;二是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未遂的區分;三是群毆事件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的區分。在具體的犯罪行為中,由于行為人行為的各異性、復雜性,這也使得正確區分二罪增加了難度。實踐中,一些檢察官、法官考慮到二罪的法定最高刑相同(二罪的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往往也就不再對案件進行細致地分析。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僅不符罪刑法定原則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也會導致這兩種案件上訴情況的增加。因為行為人在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故意傷害的情況下,卻被定為故意殺人,量刑過重,便提出上訴。為了提高辦案質量,辦案效率,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有必要對故意殺人罪與與故意傷害罪進行區分。

  正確地界定二罪的界限,區分此罪與彼罪,是罪刑法定原則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要求的,同時也有助于提高辦案的質量、效率,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

  二、故意殺人罪于故意傷害罪的本質區別

  要正確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首先應當了解二罪的基本概念與基本特征。

 。ㄒ唬┕室鈿⑷俗锏母拍钆c基本特征

  故意殺人罪,是指關于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它是公民行駛其他權利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故意殺人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中最嚴重的犯罪。本罪的特征是: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生命權只有有生命存在的自然人才能享有。由于人的生命有一個孕育、誕生、發育和死亡的過程。因此,生命何時開始至何時結束,對認定故意殺人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實施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殺人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既有使用刀、槍、棍、棒的行為的殺人,也有對他人生命安全負有特定的義務的人,故意不履行特定的義務而使其死亡的不作為殺人,如母親故意不給嬰兒哺乳,將其餓死。此外,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必須使非法的,如果依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如依法對判處死刑的罪犯執行死刑)或者合法致人死亡(如客觀上造成侵害人死亡結果的正當防衛)以及在不可抗力或者不能預見的情況下致人死亡,都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

  3、本罪的主體使一般主體。凡是已滿14周歲的人,即達到本罪的刑事責任的年齡。

  4、本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的死亡,并且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結果的發生。故意殺人的動機多種多樣,常見的有:奸情或者婚姻糾紛、圖財、泄憤報復、毀滅罪證、因壓迫而激于義憤等。殺人動機雖不是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但認真查明殺人動機,對于判斷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酌定量刑的輕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ǘ┕室鈧ψ锏母拍钆c基本特征

  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本罪的基本特征是: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身體權,所謂身體權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體、器官和其他組織的完整性為內容的人格權。

  2、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了非法損害他人身體的行為,也就是說要有損害他人身體的非法行為,并且該行為已造成了他人人身的一定程度(輕傷以上)的傷害。

  3、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凡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并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其中,已滿14周歲末滿16周歲的自然人有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行為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4、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2]

 。ㄈ┕室鈿⑷俗镉诠室鈧ψ锏谋举|區別

  通過對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的闡述,我們知道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其所侵害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所侵害的客體是他人的身體健康。不難看出,殺人與傷害的主要區別在于故意的內容不同,前者是剝奪他人的生命,后者是損害他人的健康,其關鍵是,二者故意犯罪行兇作案的目的不同。通俗地講,殺人者欲奪人之命,傷害者是要損人健康。常見的殺人行為是在泄憤、圖財、奸情、滅口等心里動因推動下實施的,盡管犯罪的動機各異,但犯罪分子的作案目的都是要奪人之命。常見的傷害行為有報復、泄憤、流氓和打砸搶傷等,盡管動機不一,但犯罪分子的目的都是要損人健康,給被害人造成肉體上的傷殘和痛苦。

  犯罪心理學研究認為:同一犯罪動機(如泄憤),由于強度的詫異可以產生不同的作案目的(傷害或殺人等);同一作案目的,也可以來自不同犯罪動機。而就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來說,犯罪行為的性質主要取決于犯罪的目的。傷害他人者大多是為了給被害人造成難以忍受的痛苦而行兇。當傷害后果較輕時,一般較容易認定;一旦危及生命或致死,犯罪人的“奪人之命”或“損人健康”的本意就需要我們認真判斷和鑒別了。

  健康和生命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生命不復存在時,健康就無從談起。當健康被損毀到極限時,生命就會受到直接威脅甚至在健康損毀過程中結束。從實踐中罪易混淆故意傷害致死與間接故意殺人來看,傷害致死就犯罪人行為的目的而言,并非要剝奪對方的生命,由于暴力行為已在客觀上危及了生命,出現了致人死亡的后果,但被害人的死亡是犯罪分子本意之外的。而間接故意殺人則不然,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后果,雖不追求和希望這種后果發生,但在主觀上對死亡后果的發生采取了放任的態度,是傷是死任其自然。[3]

  三、對故意傷害致死與故意殺人既遂的區別和群毆事件中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問題的分析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對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犯罪構成要件、二者的本質區別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對理論上與司法實踐中較為復雜的課題:一是故意傷害致死與故意殺人既遂的區分;二是在群毆事件中對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的認定,加以分析。

 。ㄒ唬┕室鈧χ滤琅c故意殺人既遂的區別

  故意傷害致死與故意殺人既遂,不僅在主觀上同屬于故意犯罪,而且在客觀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故意傷害與故意殺人(未遂)這二者在主觀上也都是故意,客觀上均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它們在表現形式上均具有及其相似之處,對于如何把握它們各自的特征,將二者區分開來,我國刑法理論界大致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1、目的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在于犯罪目的不同。只有根據犯罪人的犯罪目的來認定,判斷有關案件性質。理由是:犯罪目的是犯罪活動的出發點,它統帥犯罪活動的全過程,貫穿與犯罪活動的一切方面和整個活動過程的始終,并實現在犯罪結果上。犯罪目的在認定殺人罪與傷害罪中的重要作用是客觀存在的。故意殺人罪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故意傷害罪的目的是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是故意殺人罪的規定性,而非法損害他人的身體健康則是故意傷害罪的規定性。二罪的區別就在于它們具有殺人目的和傷害目的這個不同質的內在屬性,而這種內在屬性又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行為方式以及帶來的符合規律的結果。因此,判斷一個案件是故意傷害還是故意殺人,關鍵在于確定行為人犯罪目的是致人于傷還是致人于死。凡是行為的犯罪目的是剝奪他人的生命,不論出于何種動機,也不論行為的方式、手段如何,也不論后果死既遂還是未遂,其行為性質就是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凡是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是損害他人身體健康,不管其他情況如何,也不論后果是致死還是致傷,其行為性質就是傷害,構成故意傷害罪。所以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只能以行為人的犯罪目的為限,而不能另立其他標準。[4]

  這種觀點摒棄了單純以客觀事實來區分故意殺人與故意傷害罪的錯誤做法,強調從犯罪主觀方面來區分,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完全以犯罪目的作為區分二罪的標準是片面的。這在直接故意傷害與直接故意殺人的案件中,由于直接故意存在犯罪目的,因而以犯罪目的為標準是可以將二者區分開來,但不能說沒有殺人目的就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殺人罪既包括直接故意殺人也包括間接故意殺人,而間接故意是不存在犯罪目的的,倘依此標準,則大量的間接故意殺人案件將會被錯誤地定性為故意傷害致死。因而此種觀點,少有學者贊同。

  2、客觀事實說。有些學者認為,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如果以主觀犯罪目的為認定標準,則當行為人失口否認殺人目的時,司法機關就無法定罪,因而應以案件的客觀事實為標準。究竟以哪些客觀事實為標準,又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應以實際發生的犯罪結果為標準,也有人認為應以行為人的行為方式為區別二者的標準,例如用可以致人死亡的工具,打擊人的致命部位,就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5]

  對這種觀點,有的學者指出,無視故意犯罪人的主觀因素,只根據犯罪行為或者只根據犯罪的手段、傷害的部位以及后果等客觀情況來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是不科學。其后果將是導致客觀歸罪。犯罪行為什主客觀因素的統一,同樣是致人死亡,其主觀因素不同,行為性質也有重大區別。同是可以致人死亡,比如匕首,可以用來殺人,也可以用以傷害,而且構成故意殺人罪,也并非都是使用足以致人死亡的工具,用手足也可以殺人,僅僅憑是否使用足以致死的工具來認定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是不科學的。同樣,采用“打擊人的致命部位”的標準也是模糊的,如果行為人并不追求打擊致命部位而是出于傷害故意追求打擊的非致命部位,但由于各種因素比如說被害人的躲閃導致歪打正者,偏偏擊中了要害部位致人死亡,是否一律定為故意殺人罪?若此,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致死罪還有什么區別?因此,簡單地以使用的工具、打擊的部位以及后果為標準來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也是不科學的。

  3、故意說。該說為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認為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根本區別在于故意內容,只有根據犯罪的實際內容才能區分這兩種犯罪。二罪的本質區別在于其各自故意內容,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引起他人死亡的結果并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就具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不論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行為的性質都是故意殺人,只有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即使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也只能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

  有的學者指出,之所以要以故意的內容作為區分兩種犯罪的標準,是因為:(1)行為人的主觀意識是決定其行為的主觀根據。這種主觀根據決定行為的性質。(2)刑法上所稱的行為是行為人犯罪意識表現于外部的身體動作。如果行為人沒有特定的犯罪意識而在客觀上造成死亡就不能稱為殺人行為。(3)故意內容不同就可能構成不同的罪名。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在客觀方面以及后果可能是相同的,行為大體是相似的,因而要區分這兩種犯罪也只能從主觀方面尋找他們不同的犯罪根據。以故意內容區分這兩種犯罪,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是不可忽視的,但也存在著沒有犯罪目的的間接故意罪過形式,在此僅憑有無殺人目的去判斷,而不考慮間接故意,同樣地導致定罪錯誤。[6]

  我們認為,通說以故意內容為標準來區分故意殺人罪于故意傷害罪無疑是正確的,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理論。每種犯罪,都有其獨立的不同于它罪的犯罪構成,區分此罪與彼罪的界限,也離不開犯罪構成。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也就是兩罪在具體犯罪構成上的區別。由于兩罪在某些情況下存在客觀表現形式的相似性,因此從犯罪構成理論來看,兩罪的區別首先在于犯罪客觀的不同。其次是犯罪故意內容的不同。但這兩種行為在客觀上都有可能侵犯到他人的生命權利和健康權利這兩種客體,在具體行為中究竟侵犯哪一種客體,取決于行為人主觀故意內容。當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死亡結果的發生時,就是故意殺人,盡管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發生死亡的結果,而只是造成他人身體的傷害,亦不影響其故意殺人的本質。當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此一結果發生時,就是故意傷害。盡管客觀上造成他人死亡,但死亡結果并不屬于行為人希望或故意的內容,行為人對此有過失時,僅對他人死亡負過失的罪責,但行為的本質特征仍是故意傷害。

  理論上標準的明確,并不代表實踐中具體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由于客觀情況的復雜性和主觀故意的隱蔽性,查清行為人故意的內容并非易事。判斷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內容,應綜合考慮案件的各種情況,尤其應考慮案發原因,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時的關系,使用的工具,打擊部位與打擊強度,侵害行為的實施方法,作案時間、地點、環境,犯罪有無預謀及如何預謀,行為人對被害人是否搶救,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所表現出來的態度等等。不能僅憑行為人的口供定案,也不能只考慮行為或結果的某一方面來定罪。

  故意殺人按照主觀故意內容的不同,可分為直接故意殺人與間接故意殺人。由于直接故意殺人的故意殺人目的較強,在司法實踐中也易于故意傷害致死相區分,在此重點分析故意傷害致死與間接故意殺人的區分。司法實踐中,故意傷害致死與間接故意殺人的認定較為復雜,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綜合判定犯罪分子行兇的目的。

  1、雙方矛盾激化的程度

  一般來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矛盾激化程度對行為人的行為方式、行為力度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這里并不指那些突發性的犯罪。一般情況下,雙方之間的矛盾激化程度深,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往往是不顧后果。例如,甲因強奸罪刑滿釋放回家務農,甲一直懷疑是鄰居乙告發的。某日因乙家砌院墻之事,雙方發生口角,被圍觀群眾勸開。此時乙仍氣憤,便罵甲:“你這個強奸犯,不是個好種,早晚還得進去。”甲聽后惱羞成怒,順手操起鎬頭,照乙的頭部、背部擊打數下,后被群眾拉開。乙因顱骨粉碎性骨折,當場死亡。此案中,由于乙當眾羞辱甲,甲乙矛盾急劇激化,甲氣急之下不計后果,擊打乙的頭部,其力度極大,應認定為間接故意殺人。又如,甲是乙的姐夫,乙的弟弟結婚,甲乙忙碌一天,晚上一起飲酒。甲喝三杯后表示不再喝了,也勸乙不要再喝,但乙不聽勸解又喝了一杯酒后,硬勸甲繼續喝酒,遭到甲的拒絕。乙便順手操起水果刀,照甲的上身連刺二下,甲當場被刺倒,乙扔下水果刀,抱住甲喊人搶救。甲因心臟刺創,造成血氣胸、失血性休克死亡。此案中,甲乙是親屬關系,平時關系處得很好,案發當天兩人并無矛盾,只是乙因飲酒過量后勸酒之事刺甲一刀,雖然造成甲的死亡結果,但應認定為傷害致死。

  2、犯罪工具

  在大部分殺人、傷害案件中,行為人所使用的犯罪工具是兇器,例如斧子、尖刀、梆子等,在少數案件中,也不排除用硫酸、砒霜或拳腳等加害方式。行為人所使用得工具也可反映其對后果的心態,這對于判斷行為性質也很重要。例如,行為人用斧子砍被害人和用小水果刀扎被害人,往往可以反映行為人的不同心態。前者大多可以說奪死亡結果抱有希望或放任心態;后者一般只是追求被害人受傷的結果。即使同樣種類的兇器,也要看它的具體特征。例如,犯罪工具同樣是木棍的情況下,要看它的粗細、長短、木質等。又如,同樣是拳腳相加,也要看行為人穿的是皮鞋還是布鞋,拳打腳踢的次數、力度等?梢哉f?葱袨槿耸褂檬裁礃拥姆缸锕ぞ,也是準確地推斷行為人主觀一致的前提條件,但并不是唯一條件。

  3、加害部位

  通常認為,人的頭部、胸部、腹部是要害部位,對這些部位的侵害,比其他部位更容易直接引起被害人的死亡,也可更直觀地反映出行為人的心態。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加害部位是判斷行為人心態的關鍵因素。一般情況下,行為人對被害人的以上部位進行傷害,導致被害人死亡,方能是否存在間接故意殺人的問題,否則,一般不考慮定間接故意殺人,只定故意傷害(致死)罪。但這并不是說加害以上部位導致被害人死亡就都定間接故意殺人,必須把加害部位與其他因素結合起來考慮。例如,在第一點中的第二個案例中,乙雖然用刀刺了甲的要害部位,但應認定乙的行為構成傷害致死。同樣,行為人加害頭部、胸部、腹部以外的部位導致被害人死亡不一定都構成傷害罪。相反。在個別情況下。也可構成間接故意殺人。例如,甲在偏僻的地方用刀照乙的大腿刺數下,乙流血不止。乙對甲說:“救救我吧,我走不動了。”甲說:“你自己救自己吧,死了活該。”隨即揚長而去,乙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在這個案例中,甲雖然未加害乙的要害部位,但對其行為應定為間接故意殺人。因為,甲雖然刺了乙的大腿,但是,在乙流血不止、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未施救,采取放任的態度,全然不顧乙的死活,客觀上又發生了乙死亡的結果。

  4、行為人喝被害人雙方所處態勢

  加害人在案件發生過程中出于動態還是靜態,對分析加害人的心態也有重要意義。因為,加害人在運動中采取的行為不一定都受其意志支配。比如,甲要報復乙,正用尖刀欲刺被害人的腿時,甲被他人推一下,結果刺中乙腹部而致乙死亡。此時,對甲的行為不應當認定為間接故意殺人。因為,甲是在運動過程中無意地刺中乙的腹部。又如,劉某喝李某有仇,劉某打李某一記耳光后逃跑,李某追趕劉某。劉某為了嚇唬李某,朝后下方用自制手槍連開兩槍,其中一發子彈打在路面后反彈擊中李某的頭部,李某倒地。劉某見狀返回去時,李某已死亡。此案中,劉某開槍的行為雖然導致了李某的死亡,但是,因為劉某是在跑動當中盲目朝后下方射擊的,所以就不應當定間接故意殺人。

  另外,被害人在案發過程中的態勢對分析加害人的心態也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被告人張某某日中午在金某家與王某等人喝酒,因王某未按金的意思喝酒,在返回自家的路上和王某家中,不顧他人勸阻多次拳打腳踢醉酒不醒的王某頭部、腹部、肋部等處,引起嚴重的失血性休克,致王某死亡。張某在較長時間內在不同的地點拳打腳踢醉酒不醒、毫無反抗能力、出于相對靜止狀態的王某的要害部位,雖然張某喝王某之間并沒有大的矛盾,也沒有對王某使用斧子、尖刀等兇器,但張某置他人勸阻于不顧,實施以上行為,表明張某對王某死亡結果的發生毫無顧忌,采取放任的態度,應定故意殺人罪。

  當然,行為人與被害人都出于互動狀態時,更應謹慎考慮如何定性。

  5、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有節制

  從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有節制,可以看出行為人的主觀方面。通常我們可以從傷痕鑒定、使用的兇器、行為力度對比、創傷數量等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有節制。例如,甲是賣豬肉的,乙(女)買了甲的豬肉,回家后發現少了二兩,便找甲補齊。甲不答應,二人爭執并廝打起來。甲氣憤之下,順手操起肉案上的大砍刀照乙砍去,致乙鎖骨動脈斷裂而失血死亡。就此案分析,被害人乙是瘦弱婦女,而被告人甲體魄健壯,使用的是大砍刀,如果甲行為時沒有節制,力度就會更大,乙的傷情就會更為嚴重,據此推斷,甲無故意殺乙,應定傷害(致死)罪為宜。

  6、行為人實施犯罪后的態度

  行為人實施犯罪后所持的態度也可反映處犯罪時的心態。如果加害人傷害被害人后不積極搶救,而是揚長而去或者對死亡結果采取無所謂的態度,就應當考慮定間接故意殺人。相反,如果行為人自己或者委托他人積極搶救被害人,包括將被害人送往醫院或者積極籌集搶救費用等,就表明行為人對其行為結果即被害人死亡結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在這種情況下,不宜定為間接故意殺人,而應定為故意傷害致死。例如,吳某因懷疑其妻孫某同他人有曖昧關系,就在自家門口對其逼問,當孫某失口否認時,吳某多次拳擊孫某頭部,致孫某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吳某見狀立刻停止擊打,呼喚其妻:“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其妻不答話。吳某急將孫某送往醫院搶救,但因孫某顱骨骨折、硬腦膜出血、蛛網膜下出血而死亡,此案應定故意傷害(致死)罪。[7]

  7、應考慮的特殊情況

  除了以上六個分析以外,在特殊案件中,區分間接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致死時,還要考慮兩種特殊情況。這“兩考慮”分別時:

 。1)考慮行為人和被害人雙方所處的特殊環境。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環境對于正確判斷行為人的心態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比如白天還是晚上、行為人和被害人的距離、行為地域空間、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是否 有障礙物、肅靜還是喧鬧等等,這些因素直接影響行為人的視覺、聽覺、行為方式等,進而影響行為人的意志。因此,環境因素在分析案件性質方面也有意義。

 。2)考慮行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體質狀況。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即被害人的體質與常人不同,比常人脆弱,如患嚴重心臟病、肺心癥等,經不住常人能接受的打擊。行為人在不明知被害人特殊體質的情況下對其加害,行為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特殊體質結合起來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就應認定為傷害致死;反之,可考慮定間接故意殺人。[8]

  以上幾點,雖然都有助于分析行為人犯罪時的不同心態,但如果只看其中一點來定論,往往就會導致定性上的錯誤。正確的做法是把它們有機地、緊密地結合起來全面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定罪準確,量刑適當。

 。ǘ┤簹录泄室鈿⑷俗锱c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問題

  群毆是指雙方或一方為數人與對方相互毆打的行為。在群毆事件中,由于涉及人數較多,而且各個行為人主觀內容各異,危害行為的結果也是多種多樣,這就使得對群毆事件中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問題變得復雜起來。

  從雙方當事人的地位來看,群毆事件包括下面兩種情況:一種是一方主動攻擊,另外一方處于被動地位;另一種是雙方相互打斗,不存在侵害方與防衛方的區別。在第一種情況中,處于被動地位的一方致另一主動攻擊方死亡,傷害的情節有可能成立正當防衛,應全面考慮案情,認定是否是正當防衛情形,除正當防衛情形外,應綜合把握犯罪分子的行兇的真正目的,根據主客觀歸罪原則,正確定性量刑。

  凡因打架斗毆或者群眾之間因民事糾紛引起械斗而致人死亡的,除行為人有明顯的殺人故意,應按故意殺人罪論處,一般可按故意傷害致死處罰。凡突然持械行兇的,雖然不像預謀殺人那樣有明顯的殺人故意,但其特點是不計后果、不顧被害人死活。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按實際造成的結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則按間接故意殺人論處,如果被害人沒有死亡的,可按故意傷害論處。司法實踐中,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致死時難以區分,內部分歧意見是很大的,為了慎重起見,可以按故意傷害致死論處。[9]

  四、正確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以上的論述重點講了司法實踐中認定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所應參考的因素。這里再次重點強調,以上說說的參考因素并不是孤立的,應該在掌握案情的基礎上全面考慮上述因素,正確的定性量刑,為此,這里簡要介紹司法實踐中認定二罪時易犯的幾種錯誤,以便不在重蹈覆轍。

 。ㄒ唬“唯后果”

  所謂“唯后果”,就是以被害人是否死亡或傷害程度作為區分殺人罪與傷害罪的唯一標準。這種做法似乎非?陀^,但卻未對犯罪人作案時的主觀心理狀態加以考察,忽視了傷害可能致死,殺人也未必致人死地的復雜性和現實性,導致客觀歸罪,造成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的不良后果。

 。ǘ“唯兇器”

  僅以犯罪分子使用兇器的種類、稅利程度、威力大小來區分殺人罪與傷害罪也是片面的。在一定條件下,使用不同兇器可以實現同一作案目的;反之,使用同一兇器也可能出于不同的作案目的。使用三尺長刀砍傷他人腿部,即使是因搶救不及時導致死亡,仍屬于故意傷害案件。使用短水果刀多次刺入被害人致命處與使用寸釘釘入被害人頭顱,無可非議地應定為故意殺人罪。[10]

 。ㄈ“唯因素”

  是指單從犯罪分子與被害人矛盾沖突、利害關系的嚴重程度來推斷犯罪分子的作案目的。有些犯罪分子雖與被害人矛盾深重但又不想讓被害人“好死”,只是不想讓其“好活”,所以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卻行為目的不一定是奪取他人生命。相反,有些心胸狹窄,心狠手毒之徒,有時往往因為生活瑣事做出極端行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是很難由他人作出量化評估的。是否因為矛盾沖突誘發刑事案件,以及誘發何種刑事案件主要取決與當事人的主觀感覺程度。因此,用矛盾的程度推定案件性質是錯誤的。

 。ㄋ模“唯口供”

  僅以犯罪分子的供述作為正確定其行兇目的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也不足取。有的犯罪分子作案時確有殺人之心,而在供述中卻千方百計地加以掩飾。用“并沒想殺死他”之類的口供推脫。辦案人員若輕信口供就有可能使之逃脫應有的罪責。也有的犯罪分子作案時并不是想奪取被害人的性命,但行兇時嘴里往往也會喊出“砸死你”、“治死你”等惡語。判斷確認案件性質時就必須從兇器的選擇,行兇的部位、次數、打擊力度以及對犯罪后果的態度等作出綜合分析后再下結論。否則就可能把案件性質定錯。[11]

  五、小結

  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是司法實踐中很常見的案件,由于這兩個案件具有很強的暴力內容,所以刑法規定的對其處罰的往往也是很嚴厲的。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要嚴格按照刑法的相關規定來定罪處罰,做到定性準確,罰當其罪,促使我們加快法制化的進程,做到依法治國。在具體的認定二罪的過程中,應在深刻掌握二者本質區別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案件的各種情況,尤其應考慮案發原因,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時的關系,使用的工具,打擊部位與打擊強度,侵害行為的實施方法,作案時間、地點、環境,犯罪有無預謀及如何預謀,行為人對被害人是否搶救,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所表現出來的態度等等。不能僅憑行為人的口供定案,也不能只考慮行為或結果的某一方面來定罪。

  進行理論上的區分,是為了做好司法實踐工作,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使司法實踐工作的水平上升。明確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最的本質區別以及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對二者進行認定,有利于刑法得到正確的適用,體現罪行法定原則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參考書目:

  [1]王作富主編:《刑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9頁

  [2]孫國祥主編:《刑法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463頁

  [3]王作富著:《刑法論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293頁

  [4]趙長青:《試論殺人罪與傷害罪的區別》,載《青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二期

  [5]高銘暄主編:《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頁

  [6]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7頁

  [7]張魯光:《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區別及在司法實踐中的確認》,載《理論學習》1995年第9期

  [8]邱玉村、張太范《故意傷害致死與間接故意殺人的認定新議》,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6期

  [9]王影:《群毆事件中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問題》,載《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6月第17卷第2期

  [10]同第[6]

  [11]祝銘山主編:《故意殺人罪》。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責任編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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